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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我国人口形势持续承压：2025年总人口较上年减少339万，降至14.0489亿，降幅较2024年的139万显著扩大，创下2022年人口首次负增长以来的最大降幅。

新生儿数量的锐减成为核心痛点。2025年新生儿仅792万，较2024年的954万大幅下滑，出生率跌至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。与此同时，死亡人口增至1131万，人口死亡率为8.04‰，自然增长率为-2.41‰，人口负增长态势进一步加剧。

人口学研究表明，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.1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，而我国当前已跌破关键关口。多位人口学者研判，202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0.97-0.98，略高于韩国（2024年0.75），已与新加坡（2024年0.97）基本持平，两大人口结构迥异的国家，步入了相近的低生育困境。作为同样面临低生育率挑战的经济体，新加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系统性布局生育支持政策，形成了涵盖现金补贴、住房优惠、托幼服务、职场平衡的全链条体系，其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
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、人民大学教授陆杰华分析，生育率大幅下滑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：20-34岁育龄人群规模及占比下降、初婚初育年龄持续推迟、育儿成本高企，再加上经济与就业环境的不确定性，共同抑制了生育意愿。

人口持续萎缩与老龄化加速，已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明显挑战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指出，儿童作为重要消费群体，生育率下降短期会导致国内消费疲弱、产能过剩，长期则将引发劳动力短缺、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。

这一影响已在经济数据中显现。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0.9%，创下三年来最低。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师陆挺表示，新生儿减少是消费增长乏力的主因之一。

为应对这一问题，我国去年已密集出台生育支持政策，包括延长产假、发放育儿补贴、提供住房优惠、减免学前教育费用，同时简化结婚登记流程，取消户口簿限制与户籍地约束，部分举措与新加坡的政策导向不谋而合。

新加坡通过“婴儿花红”、育儿补贴、优先分配组屋等现金与实物激励，叠加普惠性托育服务和弹性工作制，逐步将生育率从低位稳住，但其政策落地也面临成本攀升、职场性别歧视等难题，这也为我国政策优化提供了警示。

政策带动下，地方结婚登记数有所回升，上海、深圳2025年结婚登记数分别创下10年、5年来新高，全国数据预计介于650万-700万对，超越2024年的610万对。但陆杰华提醒，年轻一代婚姻与生育的绑定关系弱化，结婚人数增长能否带动生育率回升仍存疑。

展望未来，生育支持政策仍有加码空间。陆杰华认为，当前现金补贴力度已逐步提升，但托幼服务普及度不足、职业与生育平衡问题尚未解决，政策落地效果需长期观察，这一点也正是新加坡多年来持续优化的重点——新加坡通过大幅提高托育机构覆盖率、强制企业提供育儿假等方式，逐步缓解家庭育儿压力。易富贤则指出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、降低购房成本是关键，但二者分别面临政府财权收缩、金融风险防控的两难困境，人口问题的破解需长期系统性发力，而新加坡通过渐进式政策调整、平衡政策成本与效果的思路，或许值得借鉴。

据悉，今年育儿补贴预算或维持在900亿元左右，免费学前教育覆盖期从一学期延长至一年，相关开支将从200亿元翻倍至400亿元，政策持续向生育友好型导向倾斜。

来源：8worl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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